此次疫情期间，中医药深度参与了中国各地的救治。在俄罗斯疫情大规模爆发后，中国通过分享中医药抗疫经验，派驻医学专家等方式支援俄罗斯抗疫，中医药再一次受到了俄罗斯民众的关注。

 

　　一、中医药在俄发展现状：拥有民众基础，作为替代疗法，但缺乏合法身份

 

　　俄罗斯接触中国针灸理疗的历史可追溯至1000年前；18世纪，初彼得大帝下令在北京设立东正教传教团，中国传统医学理论知识通过传教团在俄罗斯传播；20世纪下半叶，苏联政府派遣专家来华学习针灸知识，逐渐将针灸应用至临床治疗；20世纪末，俄罗斯政府正式将针灸列入医学专业名录；俄罗斯人对以针灸为代表的中医有一定的接受度。近年来，俄罗斯人追求通过中医理疗达到美容养生的效果，对中医理疗的需求逐渐增大。

 

　　但与中医药在俄拥有较高的民众接受度不相称的是，中医药在俄罗斯没有合法身份，中医在俄罗斯被视为现代医学体系的替代疗法。俄罗斯对医疗机构营业资质的管控较为严格，医疗场所方有在取得营业执照后才可营业；医疗场馆的医师须在俄罗斯取得职业资格证后方可行医。俄罗斯立法体系中缺乏对中医的规范条文，2012年俄罗斯联邦政府颁布的第291号法令中的《医疗活动许可条例》也缺少对中医监管的说明。

 

　　根据一些俄罗斯媒体报道，多数华人开办的中医诊所缺乏俄罗斯卫生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处于半地下的经营状态；在俄中医的水平参差不齐，一些人甚至打着中医的旗号诈骗；一些缺乏营业资质的中医馆被查封的现象时有发生，不利于中医在俄罗斯的传播。一些专门的中医诊室附属于具有营业许可的正规医疗中心，请具有职业资格的医师（多为获得西医专业证书的医师）为顾客诊疗，中国医生在获得俄罗斯政府认可的专业证书后方可出诊。

 

　　俄罗斯对中药设置了严格的市场准入门槛，中药产品须通过繁琐的注册程序方能进入俄方市场：企业须提供药品原产国的生产销售许可文件、临床研究结果；之后，俄方医学科研机构会对该药品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进行长时间的临床医学试验，确保该药品在最大限度上不会对俄罗斯人产生副作用。中医药企业面临长时间的临床试验压力和高昂的注册成本，中药多以食品补充剂或保健品的形式进入俄方市场，但是缺乏俄方的临床应用许可。

 

　　俄罗斯从中国进口的西药类产品数量远远高于中药产品。根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官方网站的数据统计，2019年中国医药产品出口俄罗斯的贸易额达到了12.31亿美元，其中西药类产品的出口额超过了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而医疗器械类产品也成为中俄医药贸易的第二大类产品，反观中药类产品出口的比重则非常小。但不可忽视的是，中药类产品出口到俄罗斯的规模同比增长超过了20%，中医药产品出口俄罗斯的规模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俄罗斯民众对中医的接受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俄罗斯政府的影响。由于中医在俄罗斯传播历史较为悠久，俄罗斯民众对以针灸为代表的中医有一定的接受度。但是，由于中医未受到俄罗斯政府的合法认可，俄罗斯民众了解中医的渠道较为单一，多数民众易形成对中医的刻板印象，对中医的态度有所保留。加之现代医学体系是俄罗斯政府官方认可的医学体系，在该体系重视客观科学依据和医学实验思维的影响下，偏重定性说明的中医体系常常因缺乏定量依据而面临病理解释乏力的困境。俄罗斯人对针灸接受度较高的重要原因是，针灸的疗效可以用现代医学理论证明。俄罗斯医学专业名录中的针灸（也称“针刺疗法”）不同于传统的中医针灸，苏联医学专家用生理学的神经反射原理证明了针刺疗法的有效性。若中医想进一步扩大在俄罗斯的传播度，可以从俄罗斯人接受度较高的针灸入手，重视宣传中医的疗效优势。

 

　　二、从多元行为体入手分析理论思路

 

　　在此次疫情期间，中国通过宣传自身的中医药抗疫经验、向俄罗斯派驻医疗专家、实行医疗物资援助等方式进一步拉近了中俄两国的关系，中医药可以借助疫情的契机，在俄罗斯打开更广阔的发展前景。需以何种方式推进中医在俄罗斯更好地传播呢？

 

　　中医在俄罗斯传播的途径可大致分为两种：民间交流传播与政府参与推动的公共外交方式。我认为，通过民间交流的方式在俄罗斯推广中医具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体现在，民间交流会受俄政府对中医态度的影响，在一定时间段内难以改善中医在俄的尴尬地位。如若中医没有得到俄罗斯政府更多的合法性认可，没有获得俄罗斯媒体更多的关注，仅希望通过中国民众宣传中医疗效，“讲好中医故事”的方式来提升在俄罗斯的接受度是收效甚微的。反之，若讲中医故事的主体不单是中国民众，而增加了俄方媒体、智库人物甚至是俄罗斯政府，则中医故事的可信度和接受度会大幅提升。因此，中医若希望进一步提升在俄罗斯的认可度，不仅要通过“讲好中医故事”的民间交流方式，更需要通过公共外交的方式，获得官方的支持与认可。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层面对公共外交进行定义，较为全面客观的是《公共外交概论》（2011）一书中将公共外交定义为，“一国为了提高本国知名度和认同度，由政府授权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外国行为体通过媒体传播等手段与国外公众进行双向交流，以澄清信息、传播知识、塑造价值等手段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这一定义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公共外交的主体、目标、对象、方式等要素，指出政府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发出者主体。从中医药在俄罗斯传播发展的具体情境看，政府是多个行为体绕不开的重要一环，各个行为体的活动或多或少受政府影响：中国医生较难获得俄政府认可的职业资格证而行医受阻；由于俄政府未将中医纳入医保体系，俄民众找中医诊疗时受到高昂收费的制约；多数中医诊所处于合法与违法的灰色地带；中资医药企业在俄面临市场准入难题；高校在两国政府的推动下进行学术交流；由于中医缺乏俄政府的合法认可，俄方媒体和智库界对中医的关注度较低。

 

　　上述情景也涉及到了除政府之外的多个行为体，如个人、医疗机构、企业、高校、媒体、智库等。公共外交的重要发出者主体是政府，最终的目标对象是他国民众，而在政府与民众之间还存在多个有联动关系的行为体。政府作为重要主体推进公共外交，往往需要这些行为体的活动来间接影响民众认知。分析这些联动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把控整体的统摄关系十分重要。

 

　　社会学家加尔东将影响公共政策的舆论分为核心、中心、边缘三种，受舆论分层理论的启发，上文的行为体可依据公信力大小、对外交政策影响力强弱进行排序分层：智库是俄罗斯政治精英重要的组成部分，智库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意见可以通过媒体舆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和公众认知；与俄智库紧密相关的俄罗斯大众传媒在舆论上拥有较大号召力，俄罗斯媒体对事物形象的塑造往往直接作用于民众认知，俄罗斯智库和媒体处于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层级；而企业和高校的活动受政府政策影响，是与民众接触最多的行为体，位于民众的上一层级；从公信力角度看，智库和媒体的层级应高于企业和高校所处的层级（政府——智库媒体/企业高校——个人民众）。中俄两国政府推进中医在俄传播的政策意愿至少要经过智库媒体或企业高校其中一个层级的行为体活动，才能最终影响到俄罗斯民众。

 

　　三、在思路梳理基础上进行展望

 

　　在上文进行多元行为体层级高低梳理的基础上，可以针对各行为体的特点提出建议，促进中医外交在行为体之间更好地联动。首先从最重要的行为体政府来看，中国政府是制定宏观框架和行为规则的主体，可以通过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种手段，为中医药在俄罗斯争取更多的合法化机会。中医药在俄拥有合法身份，受到俄政府更多的认可后，才能长久立足和传播。

 

　　俄罗斯智库和媒体方面对中医的关注度极低，有很大的宣传提升空间。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和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是俄罗斯两大著名的智囊机构，然而他们对中医的关注度极低；俄罗斯主流媒体对中医药直接或间接的报道量远远低于涉华政治、经济层面的报道频率。未来，中俄两国政府可通过两国智库交流的方式，增加俄方智库和媒体对中医更多的关注度，强调中医在防治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及某些重大疾病方面疗效显著；中医重视养生、健身、食补等观念，有利于提高人体免疫力，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在下一层级的企业行为体方面，中方企业可以积极利用商业协会平台，获取对自身有利的信息，与同类型企业抱团发展，共享资源，协同开拓俄方市场。同时中方企业也需注意到，单纯增加中药产品出口额，使其大幅提升并非易事，所以改变单一的中药产品走出去的思路，将中医服务配合中草药产品一同走出去是更好的选择。中医药产业可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大数据支持以及物联网技术打造“互联网+”时代的中医药跨境电商平台，中资医药企业不仅可以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向俄方市场输出中医药产品，更可利用大数据技术收集分析俄方用户的健康数据，进而推测出用户可能患有某种疾病的风险，最后通过电商平台提供远程的预防建议或诊疗方案，让俄方用户享受到优质的服务。

 

　　优质的中医服务依赖于优质中医人才的培养。另一重要行为体高校应利用丰富的教育资源，培养面向国际的中医专业人才。中医若想在俄罗斯长期发展，则医师在诊疗时，应具备与俄罗斯民众进行交流的基本能力。中医注重从病人的体征及描述中推断病人身体的健康状况，之后对症开出药方，如果在俄中医能够用俄语同患者进行交流，则“望、闻、问、切”可以避免因语言不通产生的障碍；除此之外，中医医师需要理解俄罗斯居民不同于中国患者的医学思维，掌握一定的现代医学知识服务于跨文化医学交流。复合型中医人才的培养离不开两国的共同努力，中俄两国医学高校之间可进行学术交流，人才联合培养和科研协同攻关。2016年，北京中医药大学圣彼得堡中医中心在中俄两国政府的推动下挂牌成立，成为俄罗斯境内第一所获得法律认可的中医院，该医院成为中俄两国搭建人才培养、医疗科研合作平台的榜样。

 

　　201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共同发布了《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2020年是中国期望基本形成中医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方位合作格局的关键一年。俄罗斯是中国的重要邻国和政治伙伴，未来中俄两国政府如果能够协力推进中医在俄传播，减少中医药在俄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得到上至政府下到俄民众更多的认同，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影响力的同时，亦可以增进中俄两国民心相通的程度。

 

　　（作者：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2019级直博生宋佳欣，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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